大牛时代历史迷雾中的熙丰变法

（原标题：历史迷雾中的熙丰变法）大牛时代

王安石的名字，总是与他所主导的变法相关联。司马光说他是“拗相公”，推行新法时总是固执己见，因此，能够讨他欢心的新党，都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。史家将这些新党士大夫编入《奸臣传》。如同所有的政治上的“失败者”，他们被噤声，他们的名字被从石碑上凿去，被从竹简、布帛上剥下。在一团混沌的史料中，我们难以辨清千年前那场党争中的是是非非。

近代以来，当变法图强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思潮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王安石?丰变法的历史贡献，梁启超更是称王安石为中国的“克伦威尔”，认为正是王安石，为彷徨中的国人揭示出一种我们曾经拥有过的，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可能性。

?丰变法的经世济民思想，素来被讲究清谈的士大夫视为卑下，但这一思想，却可与边沁的功利主义、杜威的实用主义遥相呼应。因此，如何拨开历史迷雾，重新审视发生在北宋中期?丰年间的这场大变革，便关系到我们的当下。

难以避免的皇朝中期综合征

萧瀚的《?丰残照：北宋中期的改革》（以下简称《熙丰残照》）一书，全面回顾了北宋中期由宋神宗、王安石君臣主持的?丰变法的成败得失，但其开篇并没直入熙丰变法这一主题。正相反，该书前两章，提纲挈领地勾画出中国2000年封建帝国时期的历次皇朝危机与改革，并将之放在世界史及总体史的尺度上，加以考察。

《?丰残照：北宋中期的改革》

萧瀚| 著

大学问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25年1月

如此书写大牛时代，旨在强调?丰变法在国史中的特殊地位。萧瀚认为，这场变法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极少数的全面变革，只有900余年后的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可与之相比。

问题在于，洋务运动时期，中国正处于由中世到近代的震荡之中，即使我们不能全盘以费孝通等汉学家所创建的“冲击回应论”来反刍这段历史，我们依然可以直截了当地，从那一帧帧旧照片，从照片上人物如黄昏般晦暗的表情里，读到促使改变发生的内驱力。?丰变法则不然，若不了解北宋立国百年来冗兵、冗官、冗费的积弊，我们便很难发现这平静渊面下的漩涡。表面上看，除了边衅频发，北宋确是一个和平的国家。

然而，皇朝的政治之体有着它的新陈代谢，在发育成熟之后，便会迎来衰退。开国之初奠定的制度，总是要吸收前朝覆灭的教训。

汉初的郡国并行制，意在调和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差异，在汉初统治者看来，过分集权的郡县制与严苛的秦律，是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。故汉高祖入咸阳，废秦律，只留“约法三章”，文帝、景帝之世，更是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

北宋立国时，宋太祖有感于唐末五代武人专政所造成的乱局，采取重文轻武、强干弱枝的政策，终于使北宋走出武将夺权的阴影。且宋太祖并没有像汉高祖或后世的明太祖一样，将屠刀挥向昔日建功立业的开国元勋。他用贿买的手段，安抚前朝宗室旧臣，收回宿将们手下的兵权。

宋太祖的这一举措，预示着北宋王朝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性格。此后的宋朝皇帝，也因循宋太祖旧例，以贿买的形式解决棘手的政治难题。对宗室，他们极尽优待；对流民，他们没有一味镇压，而是将其编入厢军，以御国门；对契丹、西夏等北方王朝，他们在与其交战后，往往选择缔结和约，以岁币换取和平共处的机会。

故而，时任同知谏院的司马光在宋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时写道：“由是观之，上下一千七百余年，天下一统者，五百余年而已。其间时时小有祸乱，不可悉数。国家自平河东以来，八十余年内外无事，然则三代以来治平之世，未有若今之盛者也。”在萧瀚看来，此种贿买政治，相较暴力政治，具有更大的柔韧性，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朝廷与士大夫、百姓等各方势力间的“合作性统治”。

不过，这一统治方式的弊端同样明显。立国百年后，和平表面之下，北宋朝廷早已入不敷出。宋太宗继位后，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，特别看重科举。他透过科举大量遴选人才，充塞官场。而北宋初年的官制又极为复杂繁琐。寄禄官与职事官的分离，使官名与职位不相符合，由此产生大量人浮于事的冗官。

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道：“宋开国时，设官分职，尚有定数，其后荐辟之广，恩荫之滥，杂流之猥，祠禄之多，日增月益，遂至不可纪极。”

北宋军队的不断扩充，亦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。宋太宗开宝年间，宋朝军队共有37.8万人，其中禁军19.3万，厢军18.5万。宋太宗时，这一数字增长至66.6万。冗兵问题开始凸显。到宋英宗时，军费开支甚至已占财政支出的80%以上。而宋神宗继位初年，宋军兵额已达116.2万人，其中仅禁军便有步、骑共66.3万。

从制度变革角度看熙丰变法

论证过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大牛时代，《?丰残照》对?丰变法的每一项举措都进行了一番系统梳理。这之中，萧瀚尤其推重宋神宗、王安石君臣在经济层面及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。

如果说，王安石的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开铜禁等改革方案，体现了其“与民分利”的超前经济思想，那么，1070年9月12日施行的重禄法（又称“仓法”），则开后世公务员制度之先河。

自魏晋以来，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与负责具体执行的胥吏，久已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。重禄法实行之前，胥吏往往没有俸禄，或只有少到难以糊口的俸禄。因此，最初是为了生存，之后是为了贪欲，胥吏利用那些饱读诗书，却没有能力参与琐碎行政事务的士大夫的信任，大肆渔利，盘剥百姓，使得朝廷陷入“塔西佗陷阱”。在获得薪俸后，胥吏制度的腐败得到有效缓解。

不过，在王安石拜相的熙宁年间，全面的官制改革并未启动。直到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宋神宗主政时，才有了被后世称为“元丰改制”的官制改革。其主要内容包括4项：一是恢复三省六部制，遣散名实不符的散官；二是重新厘定官品，从唐制的二十九阶精简为十八阶；三是区分官阶，将官员分为二十阶朝官与五阶京官，并以之取代过往的寄禄官；四是改革相权，把原先独立的三司合为一体，使其听令于宰相。

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，这4点之中，相权改革最为重要。自此之后，本来由三司所掌管的庞大行政权力，被打散，融入各个部门，最后统一归属到由宰相主持的中书领导之下。相权由此得到极大的扩张，北宋末年及南宋统治时期之所以出现诸如蔡京、秦桧、贾似道之类的权相，原因正在于此。

而即使到了明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宰相制度被明太祖废除，形成于“元丰改制”之后的中央集权式的财政管理体系，依然得到沿用，只不过执掌这个系统的人，从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变成了皇帝本人。

以上种种，似乎印证了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“唐宋变革论”，即在经济与政治上，宋代中国已经有了走向近代的内在驱动力，故唐宋鼎革，意味着中古的终结与近古的开端。

王安石意欲透过变法搭建的“一道德，同风俗”的理想国，近乎近代民族国家的前身。他想要以教育的形式，创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，为此，他推行三舍法，设律学、武学、医学等科，以培养专门人才。这被视为中国大学的滥觞，晚清民国及中国1978年以来的大学制度，可以在这里找到自身的历史渊源。

但在梁启超写作《王荆公》一书前，传统史学界对?丰变法的态度大多负面。很大原因在于，宋廷南渡之后，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，以及由变法而产生的日渐白热化的党争。《宋史》《长编》《宋史纪事本末》等史料因此几乎成为梁启超口中的诽谤之书，旧党对变法连篇累牍的攻击，乃至其对新党人士的侮辱谩骂，都被悉心收入正史，而新党的辩护之辞在正史中往往阙如。

《王安石传》

梁启超 |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2018年2月

史料编纂者不公正的党派之见，遮蔽了这一场前无古人的大变革。受限于时代背景，士大夫出身的史家们，倾向以伦理意义上的君子小人之分，臧否那些卷进变法漩涡中的人物。在他们眼中，王安石专用小人，旧党则多是司马光、苏轼之类的磊落君子。他们不习惯变革，只习惯于在旧制度的惯性之中生活，直到时代的重锤落下，将他们寄居的制度之壳砸碎。

集权、慎权与滥权：北宋政治的向度

用有限且具倾向性的史料进行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。但《?丰残照》一书并没有依照寻常之见，将熙丰变法视为一场失败的皇朝自救运动。萧瀚仔细检视了每一项变法举措所获得的收益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他发现，虽然依照通说，熙丰变法侧重开拓财源而不重缩减支出，但实际上，王安石同样颁布包括削减宗室待遇、裁军、开放民间养马之类多项政策来节流。而即使只是在开源层面，王安石变法的收益亦十分显著。仅免役法一项，就为朝廷创造了大量收入。熙丰年间，中央及地方政府，从青苗法及免役法中获得的收入，减去开支后，仍有五千万贯石之巨。

不过应该承认的是，一些变法举措最终事与愿违，成为恶法。譬如，原本意在抑制兼并，保护小商人利益的市易法，终因市易司之类官僚机构介入而破坏市场，贱买贵卖，强买强卖，放贷收息而沦为?宁变法中最糟糕的一项举措。王安石开放民间养马的保马法，每年可为朝廷节省240万贯，同时亦能为朝廷提供良马。但到了元丰三年，保马法被改为户马法，即强迫富户养马，至元丰七年，又变为都保养马法，即京东京西两路，每一都（50户）需强制养马50匹。这一做法使得百姓闻马色变，同时也没能解决宋军缺乏良马的问题。

相权的扩张及保马法的更变，都发生在宋神宗主政的元丰年间。虽然，我们时常将?宁、元丰年间的变法合称为?丰变法，且这一变法的确有其政策的内在连贯性，但由于主导者的不同政治性格，这两次变法的方向并不完全相同。

透过改革官制，扩张相权，宋神宗让皇权深入到国家行政机器的毛细血管之中。他赋予宰相更大的权力，但条件是，相权必须成为皇权的延伸。从保马法的改变，我们也能看出，宋神宗后期的执政风格更为强硬，对待民众，此时的他，相较初登帝位时，更少有体恤之心。这也是为何王安石第二次拜相之后，很快又淡出政坛。

王安石并不贪恋宰相的权力，一味巴结他的人反而招致厌恶，即使对于政治对手，他也从来只是将他们逐出权力中枢，并不加以迫害。他辞官后，新党与旧党之间的政治倾轧愈发激烈，许多变法举措遭到罢黜。

从王安石主政时期的乌台诗案，到后王安石时期的车盖亭诗案，我们可以看见北宋朝廷政治氛围的变化。乌台诗案中，宋神宗只是忌惮于苏轼的影响力，而要借一场小型“文字狱”敲打朝堂上的旧党。在台谏官们掀起的沸反盈天的舆论氛围里，宋神宗对苏轼的处理几乎是轻拿轻放。到了车盖亭诗案，旧党借高太后之手将新党宰相蔡确流放岭南，并最终使他死于流放途中。

而几十年后大牛时代，这个彷徨中的王朝，终于在新旧党争的余震里迎来覆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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